郭沫若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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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2年11月16日生于四川省乐山县铜河沙湾。
1914年，郭沫若留学日本，在九州帝国大学学医。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他在日本福冈发起组织救国团体夏社，投身于新文化运动，写出了《凤凰涅磐》、《地球，我的母亲》、《炉中煤》等诗篇。
1921年，发表第一本新诗集《女神》，书中洋溢着强烈的浪漫主义气息，《女神》是中国新诗的奠基之作，郭沫若也因而成为中国新诗的重要奠基人之一；同年，又与成仿吾、郁达夫等人一同创立上海文学学社“创造社”，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旗手。
1922年3月15日，《创造季刊》问世。这一时期，郭沫若的诗作同胡适等人的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作品，影响了日据时期台湾的早期新诗创作。
1926年到1927年，任国立武昌中山大学筹备委员会委员。
1926年7月，郭沫若投笔从戎，随国民革命军北伐，历任北伐军总政治部宣传科长，副主任。
1927年“四、一二”事变前夕，郭沫若撰写了《请看今日之蒋介石》一文，揭露了蒋介石“背叛国家，背叛民众，背叛革命”的行径，在人民群众中产生了巨大影响。郭沫若因此受到通缉，随即参加南昌起义，途中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2月被迫流亡日本。
1930年，他撰写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通过引用当时的历史文献资料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学发展规律的论断，证明中国同样经历过原始社会、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郭沫若由此在中国开创了唯物史观派，该学派在此后占据了中国学术界的主流地位。
随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纲领的中国共产党走上执政舞台，该书的观点被当作中小学课本的参考教材之一。郭沫若凭借这一时期的甲骨文研究而与王国维、罗振玉、董作宾并称甲骨四堂，并借此于1948年当选为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
之后，担任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期间组织了声势浩大的武汉抗战文化运动，发动歌咏、话剧、电影等各界一同宣传抗战。他也创作了大量话剧剧本，鼓舞民心士气，包括《屈原》、《虎符》、《棠棣之花》、《南冠草》、《孔雀胆》、《高渐离》六出历史悲剧作品，其中以《屈原》最受欢迎。台大历史系教授王远义认为郭沫若等人这一时期的作品，开创了一条大众形式与精英创作结合，现代性与传统民族文化共存的文学与文化道路。
1948年国共内战期间，郭沫若因为考古学和甲骨文研究的巨大成就，而当选为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潘光哲研究员在《知识场域的桂冠：从第一届中研院院士的选举谈起》一文，叙述了这次中研院院士选举和郭沫若的当选过程。
1949年，郭沫若当选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会主席。
1958年9月至1978年6月，任中国科学院首任院长，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首任校长、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历史研究所第一所所长、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中日友好协会名誉会、中国文联主席等要职，当选中国共产党第九、十、十一届中央委员，第二、第三、第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1978年6月12日，因病长期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终年86岁。
曾主编《中国史稿》和《甲骨文合集》，全部作品编成《郭沫若全集》38卷。
《甲骨文字研究》
《卜辞通纂》
《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
《中国古代史的分期问题》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
《青铜时代》
《十批判书》
《奴隶制时代》
《天狗》
《笔立山头展望》
《诗的宣言》
《凤凰涅槃》
《血肉的长城》
《炉中煤》
《春莺曲》
《莺之歌》
《太阳礼赞》
《天上的街市》
《立在地球边上放号》
《我是个偶像崇拜者》
《罪恶的金字塔》
《夜步十里松原》
《黄浦江口》
《战声》
《骆驼》
《晨安》
《静夜》
《霁月》
《郊原的青草》
《献给在座的江青同志》
《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
《水调歌头·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周年》
《题毛主席在飞机中工作的摄影》
《太阳问答》
《咒麻雀》
《钢，铁定的一〇七〇万吨！》
《红透专深（调寄十六字令）》
《四害余生四海逃》
《流溪河水库观鱼》
《女神》
《星空》
《瓶》
《前茅》
《恢复》
《战声集》
《新华颂》
《骆驼集》
《百花齐放》
《沫若诗词选》
《我向你高呼万岁——斯大林元帅》
《女神》
《长春集》
《星空》
《潮汐集》
《骆驼集》
《东风集》
《屈原》
《新华颂》
《迎春曲》
历史剧本
《屈原》
《南冠草》
《武则天》
《虎符》
《卓文君》
《聂嫈》
《棠棣之花》
《王昭君》
《高渐离》
《孔雀胆》
《蔡文姬》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
《甲骨文研究》
《卜辞研究》
《殷商青铜器金文研究》
《十批判书》
《奴隶制时代》
《文史论集》
早在“五四”运动时期，他就以充满革命激情的诗歌创作，歌颂人民革命，歌颂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开一代诗风，成为我国新诗歌运动的奠基者。他创作的历史剧，是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邓小平评）
如果他说了十句，只有三句对了，那七句错的可以刺激起大家的研究辩证，那说对了三句，就为同时代和以后的人省了很多冤枉路。（闻一多评）
郭沫若是二十世纪的文化巨人、中国历史上的文化巨人。五四运动以后，像郭沫若这样在许多的方面都取得成就的人是不多的，可以用奇才这个词来形容。郭沫若在学术的若干领域，特别是在中国诗歌史上，在中国古史研究、古文字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就都是辉煌的、巨大的。这些年，特别是近几年来对郭沫若的批评，有的符合事实，有的是歪曲事实的。出现批评和新的看法，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从总体上说，它会推动学术的进步和文化的发展，一个正常的学术环境应当是有批评有反批评的，但是，在对郭沫若的反思中，有些文章、有些学者采取了轻薄的态度，这是不正确的，应该注意以科学的态度来对他进行研究。（中国科学网评）
郭沫若是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史上任何人都无法回避、无法抹煞的人物。他的崇高学术地位是由他的突出贡献决定的。像他这样在历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古器物学、文学、艺术等方面都有很高造诣的学者，二十世纪中国史上没有几人，二十世纪以前亦不多见。对郭沫若的“反思”，实际上涉及到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发展道路如何认识的问题，即二十世纪的优秀文化遗产是什么，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化发展方向何在这个根本问题。对郭沫若的评价要像对任何历史人物的评价一样，坚持科学的理论和方法论，坚持“知人论世”的原则，不能脱离一定的历史条件，要着重揭示本质和主流。如果颠倒了主流和支流的位置，把支流夸大到无限的程度，甚至不惜污蔑和谩骂，那就背离了评价历史人物应有的原则和方法；这同无限拔高一个历史人物的做法一样，都是不可取的。（瞿林东评）
郭沫若先生不但才气横溢，国学基础也相当深厚。在甲骨文、金文研究方面，他确有原创性的贡献。即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十批判书》、《青铜时代》几部书而言，其中仍有不少自己的见解。他虽然也遵从“一家之言”，却与套用公式有别。我曾严厉批评过他袭用他人研究成果而不坦然承认，犯了学术研究的大忌，然而我并未对他一笔抹杀。不过从现代学术的规范来说，他逞才使气有余，而史学的纪律则远为不足。这主要是因为他和二陈（指陈垣、陈寅恪）、吕思勉等不同，其志不在学术，而别有怀抱。治学有成的学者可以参考他上述三书，但初学则不宜由此类作品入手。（余英时评）
